南海潮歌

嫖妓究竟有什么魅力，引无数男人竞折腰？是人类本性的正常释放，是畸形的病症，还是幽暗人性的原罪？

文/卜昌炯

嫖妓究竟有什么魅力，引无数男人竞折腰？是人类本性的正常释放，是畸形的病症，还是幽暗人性的原罪？历史、文化以及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综合原因，决定了一些男性更乐于在陌生的女性身上探险，而在各种方式的性活动中，嫖妓往往是性价比最高的一种选择。

民国作家郁达夫压根都没有想到他会把自己的初夜献给一位妓女。那是一个雪片飞扬的午后，正在日本名古屋留学的郁达夫，按捺不住心中的寂寞，踏上了去往东京的客车。夜半，车停路边一座小站时，受热酒和欲望驱使的郁达夫，毅然跳下车厢，用围巾包着头脸，大声叫人力车夫把自己拉到“妓廓的高楼上去”。

第二天清晨醒来，窗外雪晴，大团的阳光照进屋内，郁达夫的心情却糟透了。看着身边一个“肥白高壮”的妓女袒露全身，朝天酣睡在那里，他“竟不由自主地流出来了两条眼泪”。

“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呢？”郁达夫在自传体散文《雪夜》里回忆他当时的沮丧。是年，郁达夫20岁。但他很快就在返回的列车上原谅了自己：“沉索性沉到底吧！不入地狱，哪见佛性，人生原是一个复杂的迷宫。”

此后，郁达夫成了妓院的常客。回国后在安徽安庆任教时，他还独树一帜地为自己的猎艳对象设置了三个条件：年纪大的；相貌丑的；无人问津的——电影《一路向西》里，导演兼男配角也亲口说出过类似的标准，理由是这样的女子生意不好，所以服务起来就特别用心。

郁达夫的中学同学徐志摩对嫖妓这件事一样也不陌生。他自己披露的就有两次，而且是在他和民国才女陆小曼婚姻存续期间。1931年6月25日，应胡适之邀离家赴北大任教的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写道：“说起我此来，舞不曾跳，窑子倒是去过一次，是老邓硬拉去的。再不去了，你放心。”

但没过几个月，他就食言了。1931年10月1日，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中再次坦承了自己逛窑子一事：“晚上，某某等在春华楼为胡适之饯行。请了三四个姑娘来，饭后被拉到胡同。对不住，好太太！我本想不去，但某某说有他不妨事。”

民国是中国狎客们的最后一个黄金时代。在当时的社会风尚里，狎妓虽然谈不上光彩，但也只是一种小节和个人私德，无伤大雅。甚至有人把狎妓当成了毕生事业，唯有做学问可与之比拟，如前清遗老辜鸿铭和康有为。前者创立了著名的“男人是茶壶，女人是茶杯”理论，后者娶了六房太太，却不妨碍他四处欠下风流债。

如果为他们中的“狎之大者”列一个清单，这会是一个非常庞大而豪华的阵容：陈独秀、蔡锷、袁世凯、吴佩孚、郭沫若……就连后来执掌一国的蒋介石也赫然在列。一生服膺宋明理学的蒋介石，年轻时一直在和“色”做斗争，一边戒色，一边也在犯色。他在日记中对此有忠实记载。比如早年间路过香港时，他警戒自己“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就破了戒，然后懊悔地在日记上写道：“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1949年后，随着妓院关张、妓女被改造、卖淫嫖娼非法化，狎客们的春天宣告结束。在新的意识形态里，嫖客和妓女成了道德败坏、世风日下的代名词，是阳光下的罪恶，只能在暗处交易。但严酷的环境并没能阻挡一些人冒着身败名裂的危险去以身试法，就像去年微博大V薛蛮子的入狱不曾扑灭演员黄海波和导演王全安召妓的念头。

嫖妓究竟有什么魅力，引无数男人竞折腰？是人类本性的正常释放，是畸形的病症，还是幽暗人性的原罪？

与生俱来的“风流”因子

男人有追求多偶的本能，而嫖妓相对来说是一种单次成本最低的性

日本情爱作家渡边淳一在《男人这东西》一书中，从男女生理构造上的异同出发，对男人为什么爱“风流”给出了他自己的解释。

他认为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差别，使得男性在性行为上处于施与地位，女性处于接受地位。这种施与和接受的分工，让他们在性活动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相形之下，男性的性模式显得直截了当，冲动、热烈，只要有合适的机会，就想一泄为快，很少会去考虑对方是什么样的女性。而女性通常会在众多的施与者中进行挑选。

这在精子与卵子的结合中亦表现得十分明显。通过显微镜观察卵子的受精过程，会发现卵子总是安安静静地待在一处，精子则是积极进攻的一方，争先恐后地游向卵子，其中游得最快的往往会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精子具有无条件地冲向卵子、进入卵子的本能，而卵子则有从无数的追求者中选择出一个候选者的本能，这就是性的原理。”渡边淳一说。

这种生理上的构造，决定了男人在性活动中既是主导者也是征服者，常常为欲望和好奇心所驱使，踏上未知的征程；一旦得手，就会将注意力转移到陌生的异性身上，以为下一次征服做准备。

某种程度上，男人在性方面就像是一个猎手和探险家，他们对于陌生的女性及其肉体，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哪怕冒着一定的风险，也乐于挑战。

“所以对男人来说，即使身边守着一位年轻美貌的娇妻，有时候还是情不自禁地想接触其他女性。”渡边淳一认为，男人的强烈性冲动并不会简单地为女方外貌所左右，“很多时候对男人来说最关键的是新鲜感，男人为这种对新鲜感的渴望所驱使，有时虽然新结识的女性远远不及自己的妻子，但仅仅因为她有未知性，所以极大地吸引了他们的注意力。”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大多数男人会对婚外性行为感兴趣，以及“王全安老婆那么漂亮，怎么还嫖妓”。

而在各种形式的婚外性行为中，嫖妓由于既不用付出情感，也无须事后负责，直接、简单、高效，所以选者甚众。

《金赛性学报告》被认为是“塑造美国的88本书”之一，作者阿尔弗雷德·金赛和他的同事们搜集了18000多个与人类性行为及性倾向有关的访谈案例，然后梳理成书。这本主要反映1940年代美国人性生活情况的巨著显示，在绝大部分州都明令禁止性交易的美国，男性中曾经与妓女性交合过的占69%，其中许多人只有一两次，有15%到20%的人是多次，且至少连续5年如此。

由于嫖妓省略了送礼物、看电影、逛街、聚餐、旅游等约会细节，使大多数男性认为“嫖妓比与任何其他姑娘进行性交合都更加便宜”。根据行情，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人嫖一次妓只需花1~5美元，而追求一个普通女性所需花费就会昂贵很多，要命的是最后还不一定能成功。

“各阶层的男性中都有人觉得，嫖妓比追求一个非妓女姑娘更省事。即使是那些与姑娘性交合相当容易的大多数底层男性，当他们急于性交合又想不费多少力气时，也会去找妓女。对上层男性来说，若不长期约会并为之开销一大笔钱，就别想跟任何一个姑娘性交合，于是某些人就只好与妓女性交合。”金赛说。

由此也可以理解一个可以花600万元为女友买戒指的知名导演，为什么会花800元去嫖妓—和可能造成无穷后患的圈内熟人相比，找一个文化水平低、不认识自己脸的妓女，要更安全一些。

不仅仅是释放性欲

男人在妓女那里除了买性，还能买到平时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生理和心理体验。

去年夏天，德国知名摄影师Bettina Flitner专门潜伏到一家妓院，连续待了10天，前后采访了数十名买春者，为他们拍照，并提出了一个十分露骨的问题：为什么你要为与一个陌生妓女的性交合买单？

“我从来得不到妓院里那样的女人，在那里我还可以挑战大尺度，比如肛交，我没有勇气让一个正常的女人这么做，但在妓院里可以，只需多加100欧元。”49岁、离异、带有两个孩子的银行职员Kai告诉她。

“女人常常让人讨厌，如果我很快，没让她们过瘾，她们就令我很有压力。我只想干完就走，就这样。我很快就会厌烦女朋友。为性买单是对某种事情的肯定，这是一种权力。你拥有这个女人，无论什么时候你想要就可以跟她做。”这是23岁的单身青年Christian的回答。

Bettina Flitner把这些人的嫖娼动机和经历如实发表在自己的网站上。他们的答案各具特色，有人仅仅是因为“我需要性，它让我很兴奋”，有人则把它视为生活的一部分，“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然后你就习惯去做了”。

Bettina Flitner的访谈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金赛的结论。“释放在其他方面无法释放的性张力，或者寻求唯有妓女才能提供的性活动”，这是金赛归纳的美国男人嫖妓的首要原因。在他的调查里，除一些人是为了排遣正常的性欲望外，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SM心理、异物摩擦、群交等特殊性癖好，这是他们在现实中很难得到的生理和心理体验。

性学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银河接受《博客天下》采访时，也谈到了这个话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卖淫嫖娼的人，不过我听到这样一种说法，比如说某种方式他的妻子或者固定女友是不给他做的，像口交、肛交，可是要去嫖娼的话，娼妓什么都愿意给你做。”李银河说，“另外我还看到一份资料，说绝大多数嫖娼的男人他是想被动的，他往那儿一躺什么都不做，让女方来做。”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潘绥铭将国人买春的原因大致分为四种类型：一是去买“性的自私”，即可以不顾小姐的任何反应和感受，随心所欲，随便撒野；二是去买性技巧，以弥补正常性生活中缺失的性体验；三是去买“风流女人味儿”，这是他们平时生活中难以见到的一种女人形象；四是去买一种亲密关系，往往并不包括性生活在内，比如“三陪”。

“言而总之，有需求才会有供给。男人去小姐那里买的，其实就是他们在普通的性关系中所缺乏的。”他在博客中总结。

可见男人在为什么嫖妓这件事上，大致有着相同的驱动力，没有国别之分，跟肤色、体质等也没太大关系。目前，世界各国对卖淫嫖娼有不同的管理制度，有的明文禁止，有的放任。金赛认为，嫖妓并不一定都是坏事，比如一些畸形、相貌丑陋或弱智的男性，往往也只能去找妓女，“如果没有这种释放，他们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会更多、更严重”。

市场经济的逻辑

和过去认为的“受压迫”形象不同，市场经济下，确实有一些女性愿意选择这种来钱很快的法子

性交易堪称是世界上最为古老的一种商业行为，早在公元前3000年的巴比伦王国就已经出现。

法国历史学家维奥莱纳·瓦诺依克在《世界上最古老的行业：古希腊罗马的娼妓与社会》一书中表示，妓女最早是神殿里的女祭司，出身优渥，主要为宗教服务，居于“神”与“祈祷者”之间。她们的收入，是神庙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描写她们：“每一个当地的妇女在一生中有一次必须去神殿里，坐在那里，将她的身体交给一个陌生的男人，直到有一个男人将银币投在她的裙上，将她带出与他同卧，否则她不准回家，女人没有选择的权利，她一定要和第一个投给她钱的男人一同睡去。当她和他共卧，尽到了她对女神的职责后，她就可以回家。”

中国关于娼妓的记载最早见《战国策》：“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清朝学者褚学稼也曾撰文写道：“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管仲由此成了青楼始祖，民国时期，扬州和镇江等地的妓院里都供奉着管仲像。

与数千年妓女史相对应的，是一样古老的嫖客史。嫖客与妓女共生，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诞生名妓的时代，往往也诞生著名嫖客，如柳永，如白居易，如周邦彦，如宋徽宗。在那个嫖妓还没有被法律明文禁止的年代，他们因为善“嫖”，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人的文艺生活。

李银河把中国性文化的变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古代，那时的人们把性看作是很自然的事情，没有什么罪恶感。到了宋明理学占主导地位以后，进入第二阶段，受“存天理，灭人欲”观念影响，中国开始启动反性禁欲的思维模式。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重新开始肯定性，认为性并不是坏事，有种回归的意思，“但又不是完全回到古代去，是螺旋式上升的感觉，加入了一些现代的观念进去”。

中国人对性交易的态度大致也随着这三个阶段流转。黄海波、王全安嫖妓事件在媒体上曝光后，网络上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声音，他们一改往日大肆谩骂、批判鞭挞的网络风格，而是很理性、客观地去分析和看待人性，这是李银河希望看到的。她认为早年的计划经济在某种程度上封锁了人们的欲望，也封锁了性，而市场经济正在将其解冻。

在她看来，中国现行的卖淫嫖娼管理制度主要依据的是1950年的社会状况，当时社会普遍贫困，新生政权以解救妇女逃离苦海、打击阶级压迫为由，取缔了妓院。但60年过去，社会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妓女心态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以前老觉得她们好像是受压迫、被欺负，需要解救，现在看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她们大部分人都没有觉得自己水深火热，很多都是自愿的，有些农村出来的小丫头还成了家里的顶梁柱，赡养父母，给家里盖房子，供哥哥弟弟上学……”

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嫖妓不再只是男人的独有属性，召男妓的女性也大有人在。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性工作者组织的代表向李银河等人讲述了她嫖男妓的亲身经历。“她平常老是为别人服务的，现在反过来让人来服务服务她。讲得可兴高采烈了，说有一排漂亮小伙子，等着她挑选。”李银河转述。

现在大家有钱了，有人想往这方面消费，马上就会有人来提供服务，这是用多严厉的刑罚都扫不掉的。现在完全是一个由市场来决定的状况。”李银河认为，法律对妓女和嫖客的打击往往也只是把他们赶到地下，并不能做到完全取缔，这反而又带来了新的问题。几年前，她参加北京市刑警部门的一个座谈会时了解到，某一年北京市160多起未破谋杀案中，37%跟小姐有关，“因为身份证都是假的，出来干什么家里也不知道，受了侵害也不敢报警，犯罪分子抓住她们的弱点，就抢劫她们”。

近年来，李银河一直在通过多种途径就“卖淫非罪化”、“取消聚众淫乱罪”等议题向两会提案，但鲜有收到回音。

王全安因嫖娼被抓后，她在博客上写了一篇名为《性欲望及其界限》的文章。文末，她提出了这样一个设想：可不可以思考一下荷兰德国等国家以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对性交易的处置方式的内在逻辑，可不可以借鉴一下他们的成功经验，把中国人的同等行为处置得更合理一些？